西蒙東、技術個體與數碼物本體論


黎子元


作者簡介

黎子元,網絡頻道「01哲學」主編(hk01.com頻道),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哲學博士,研究課題為「超驗唯物主義」。2009年以來從事文化評論和當代藝術策劃及教育工作,編有《測繪香港藝術地形——12間當代藝術機構訪談》(香港·域外文化2011年)。



如今人類已經被整合到一個物質化的資訊網絡裏。這個資訊網絡以不具廣延的新物質(如訊號、數據、代碼)作為物質基礎,並且遵從著數學運算的操控。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系統其實已經無法與這個技術系統相互分割,相反,技術系統已經將原本作爲其外部環境的政治、經濟、文化系統整合到自身内部,形成一個恆常運行的總體(ensemble)。其實人文思想從來就不應該試圖撇除對於技術的考察來談論人文課題。在當今的歷史與物質條件下,這個要求變得尤爲顯著。 

本文接著談許煜在《論數碼物的存在》如何嘗試把規定數碼物的生成與運作的規則以系統的哲學話語表述出來。他關於數碼物本體論的構想借鑒了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化理論」。西蒙東思想的重要性在當代哲學的問題意識下被回溯性地重新確認——而理解他的思想甚至成爲準確理解德勒茲哲學的不二法門(讀者可以參考德勒茲〈論西蒙東〉的短文,見文集Desert Islands and Other Texts 1953-1974)。就讓我們從西蒙東對傳統「個體」觀念的質疑談起。 


在西蒙東看來,傳統哲學討論的「個體」總是那些已經成型的事物,或者説已經成爲了個體的事物。這種「已完成」的個體觀念將事物的「個性」視爲與事物共存的特性,並藉助哲學反思,以這種穩固不變的「個性」(一個形象,一個片段)替代了事物本身乃至重構出該事物。實際上,事物總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個體總是與它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同步發生,事物並不與其個性共存——如果這裏的個性指的就是某種凝固、僵化了的性質。西蒙東於是提出「前個體」(pre-individual)概念來表述個體尚未完成的狀態,進而將個體的生成過程(genesis)視爲前個體向個體過渡的系列運動變化。在這個意義上,他甚至斷言,我們從此只談論個體化而無需再談論個體。 
 
基於西蒙東的「個體化理論」,需要思考的問題就不再是「作爲個體的事物由什麽所構成」,而是「事物從前個體向個體的過渡如何發生」。為了説明這段過渡路徑,我們有必要引入了以下基本概念:亞穩狀態(metastable state)、數量級(order of magnitude)、差別(disparation)、潛能(potential energy)、轉換(transduction)、均衡狀態(equilibrium)、環境(milieu)、關係(relation)。這裏可以藉助西蒙東常用的例子「結晶」來解釋這些概念之間的邏輯關聯。 

如果把晶體的出現視爲個體化過程,那麽個體化得以開展的條件就是首先存在一個處於亞穩狀態的系統,例如原漿溶液。所謂亞穩狀態就是指系統中存在有差別的數量級,即至少要存在兩個不同的層級,而這些數量級之間尚未發生溝通與相互作用,因而系統就處在同時趨向變動與穩定的緊張狀態。在這個充滿張力的階段,由於每個數量級自身就是變量,就是差異,所以亞穩系統就是對差異的散佈,包含著潛能。 

隨著某個因素的激發或者某種信息的注入,例如加溫,不同的數量級之間開始交流與共鳴,於是就建立起數量級之間的關係,個體化得以啓動,個體化的導向就由關係所規定。而個體化的進程就是對潛能的消耗與實現,完成從原漿溶液向晶體的變化,形成一種相對均衡的狀態。這個變化過程就叫做轉換。從結晶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個體化必須在環境中發生,個體化進程由數量級之間建立起來的關係所規定。在實際狀況中,個體化未必剛好消耗掉所有的能量;而個體化的產物也可以作爲發生在另一層次上的個體化的環境條件。 


根據西蒙東的個體化理論模型,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他對作爲技術個體的「技術物」(technical objects)的討論。西蒙東不再像傳統哲學家那樣將技術物視為某種意識建構或者經驗知識的對象,轉而考察技術物本身的「演進」(evolution)或者説「具體化」(concretization)過程是如何發生的。技術物不是某種可以從其所在環境中獨立出來的器物。它勢必將其關聯環境(associated milieu)整合到自身的運作當中,而關聯環境則起到穩定作用,使得技術物自身得以維繫某種均衡狀態。 

可以説,恰恰是技術物與關聯環境之間的關係規定了技術物的生成與運作;通過將外部環境整合成爲自身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技術物才獲得了某種同一性(identity)。技術物就是關係的總體,這個總體包括了技術個體内部技術要素之間的關係以及技術個體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種種關係以系統的形式建立起來,規定著技術物的個體化過程,即技術物自身的完成、發揮出某種總體的功能或效果。因此,對於關係的調控(modulation)也就決定了從技術要素到形成技術個體,再由衆多個體裝配出總體功能的演變過程,即西蒙東所説的「技術物的具體化」。 

上邊談及的結晶過程和技術物的具體化過程實際上揭示了個體化的兩個面向,即individuation和individualization。本文嘗試將兩者分別翻譯為「生成—個體化」和「功能—個體化」,前者是個體從亞穩狀態向均衡狀態轉變的過程,後者則是個體受關係所規定形成某種總體功能的過程。許煜在《論數碼物的存在》對數碼物本體論的構想就開始於對「生成—個體化」和「功能—個體化」這兩個概念的基本區分。 

他指出,我們可以跟隨西蒙東對於技術物的功能—個體化的討論來設想數碼物的功能—個體化,然而西蒙東並沒有談及技術物的生成—個體化,儘管後來這個概念在西蒙東理論中的位置越發顯著。理解數碼物的生成—個體化,恰恰是許煜嘗試補充、發展西蒙東理論的一個著力點。藉助「數量級」概念,許煜把「功能—個體化」和「生成—個體化」視為兩個數量級,即在兩個層面上的現實(realities),他的數碼物本體論旨在藉助一種「關係的唯物論」(a materialist theory of relation)貫通這兩層現實。「功能—個體化」和「生成—個體化」分別對應了技術物的「運作架構」 (ontologies)和「存在論」(Ontology),而能夠貫通兩者的理論方法則是「關係思想」(relational thinking)。 

許煜關於數碼物的考察範圍設定在「數據」(data)。在計算機與萬維網技術領域中,數據是經由「元數據框架」(metadata schema)來形式化的。這些元數據框架就是數據的ontologies,本文將其翻譯為「數碼物的運作架構」。而所謂的數據的形式化,就是指基於運作架構,原本具有任意性的數據被賦予能夠被機器識別和運算的形式。隨著數據被有秩序地編排起來,歸入特定運算,數碼物便形成了某種功能,這個演化過程就是「功能—個體化」。 

不同於ontologies關切的是數碼物自身的形式結構與功能性,許煜提出如何理解數碼物的「生成—個體化」的問題則把討論推進到了Ontology的層次。本文將這個大寫的Ontology翻譯為「技術物的存在論」,它關切的是數碼物的「存在」,或者説數碼物如何在世界上顯現自身。在這個意義上,存在論對於數碼物的生成—個體化的考察就不能僅限於它自身如何運作,還必須將數碼物安放在關聯環境當中。對於數碼物存在論的構想,許煜更主要地參考了海德格哲學。 

連結上述兩層現實、調解ontologies和Ontology之間張力的就是第三項:關係。許煜指出,資訊技術可以被理解為關係的技術(technologies of relation)。鑒於萬維網的當前發展正促進物間關係的不斷演進,他提出了「互爲物性」(interobjectivity)的概念。通過建立起一種「關係思想」來實現在兩個數量級之間的跳躍,許煜力圖描繪數碼物的低階與高階的存在,以及從代碼(code)到現象(phenomenon)的物的「個體發生學」(ontogenesis),進而溝通數碼運算與人類經驗、技術系統與人文世界。 

從構想數碼物本體論出發,再到建立與本體論相匹配的政治學,成為亟待解決的當代哲學課題。   


*原載01哲學





啟動海德格爾與西蒙東的思想轉導器:讀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


黎子元


作者簡介
黎子元,網絡頻道「01哲學」主編(hk01.com頻道),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哲學博士,研究課題為「超驗唯物主義」。2009年以來從事文化評論和當代藝術策劃及教育工作,編有《測繪香港藝術地形——12間當代藝術機構訪談》(香港·域外文化2011年)。



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使人類淪為資源儲備抱持批判態度。西蒙東呼籲祛除異化必須肯定技術存在包含著人文現實。表面上看,兩位哲學家的思想可謂南轅北轍。然而,哲學作為思想運動,除了歸納和演繹推理,其精髓更在於超越這兩者的第三邏輯——轉導(transduction)。歷史上深具思想強度的哲學家都是應用轉導邏輯的大師,例如德勒茲。當我們帶著目前的問題意識來閱讀兩位哲學家的著作,關鍵之處就是,如何在海德格爾思想與西蒙東思想,即兩個數量級(two orders of magnitude),或德勒茲所說的無法相比的兩者(the disparate)之間,讓轉導機器運作起來?

能讓轉導機器運作起來所需要的無異於一次能夠激起不相干的兩者間相互感染、共振的特異事件。在海德格爾發表〈論技術的問題〉(1954)、西蒙東發表〈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1958)之時,兩位哲學家都尚未經歷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技術發展浪潮,這次浪潮以互聯網、大數據、演算法、人工智能的最新應用所達到的空前規模為表現。在今天,關於他們著作的閱讀理解必須放置於這樣的歷史條件之下,而特異事件也就是在這個歷史條件下才會發生。

事件所引發的後果就好比加熱致使飽和溶液開始結晶,已經結晶的部分成為環境又進一步傳遞能量、促使結晶過程完成,而我們可以回溯性地確認這個潛能落實為結構的過程是由事件所規定(define)——這就是西蒙東所說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轉導就在個體化中進行,而德勒茲於〈論吉伯特·西蒙東〉對此過程的邏輯環節作了言簡意賅的評述。我們通過轉導要重新生成的,恰恰是關於兩個哲學家的思想的某種與當今歷史條件相匹配的結構,或者說新的亞穩狀態(metastable equilibrium)。而此操作的重點,便是考慮在兩者之間會建立起怎樣的關係。

西蒙東在〈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用「具體化」(concretization)這個概念描繪了從抽象技術物向具體技術物的演變過程。抽象的技術物基於某種單一的、完整的功能將各種元素有邏輯地組織、聚合成一個封閉的系統,使得組成元素各安其分,構成的整體則達至一種功能上的固有完美狀態。它是抽象的就因為它離一個原初的、絕對的理念更近——這個理念的顯現或物質化往往是某一種功能需求、某一位發明者所造就的結果。而具體的技術物則是由其抽象技術物演化、發展而來,過程中增添、整合了更多部件與功能,離原初理念更遠,是工業化而非某個發明者擔當著它演進的推動力。或許從老式電話到今日智能電話的演變可以是一個較容易被理解的技術物具體化的例子。

在具體化過程中,種種兼容、協調、障礙排除的問題必須得到解決,以維繫技術物自身整體性及其功能的順暢運作。而技術物也勢必將其外部的、起到均衡作用的「締合環境」(associated milieu)整合到自身的運作當中,成爲自身運作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以維繫穩定狀態和自身同一性。可以説,技術物就是關係的總體,這個總體包括了技術個體内部技術要素之間的關係,以及技術個體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關係。因此,對於關係的調解(modulation)也就決定了從技術要素到形成技術個體,再由衆多個體裝配出總體功能的演變過程。

西蒙東的具體化理論預示了德勒茲與瓜塔里的機器裝配(assemblage)。倘若我們將具體化推到極致,由描述一件技術物的規模延伸至整個社會乃至全球的規模,便有助於理解和構想一個實現完全聯通、無所不包的龐大機器是如何生成的——其運作可參考奈格里和哈特描繪的「帝國」,不過他們重視觀念演繹而恰恰欠缺對技術具體化的歷史考察。在這個當代理論語境下啟動轉導機器,就是在西蒙東的「具體化」與海德格爾的「集置」(Gestell,或譯「座架」)之間建立起關聯,並在這個關係中以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的憂心與批評調解西蒙東技術人文主義的樂觀與建設性。

由此我們不難看到一個西蒙東具體化理論的噩夢版本:具體化過程與集置過程其實是同一個過程,而其理想結局就是巨型法西斯機器的完成——以絕對意志(未必是人類意志)建立強迫性的超級秩序,並將所有存在者都整編為燃料儲備,從而關閉了萬物開敞自身的門徑。這部巨型機器的影像讓人觸目驚心,在當前技術發展浪潮下變得尤為顯著。而通過引入技術具體化的歷史考察,我們將發現事情的發展並不像觀念演繹那樣暢快淋漓。因為在全球規模上實現標準化,即在不同的技術層級,例如從通訊光纜到網絡協議,實現兼容互通,成為了這部巨型機器具體化的條件,因此,圍繞這種普遍性的建構,國際角力與商業戰爭正如火如荼,而當中哲學思想能夠扮演角色的力量還微乎其微。

以上述操作為例,我們可以看到於歷史條件下對兩位哲學家思想的轉導如何引發其形式與結構的轉變和增強。在能量傳遞與狀態變化的過程中,海德格爾的思想增補了西蒙東的思想,於二者受激發而相互感染、共振所建立的特定關係下形成新的亞穩狀態。同樣地,在今天,海德格爾思想也亟待西蒙東思想的增補。許煜的著作《論數碼物的存在》(2016,中譯本2018),便向我們展現了意圖達成這項轉導操作的努力。

海德格爾對於被遺忘了的「存在者的存在」展開追問(questioning),堪稱二十世紀一個重要哲學事件。在技術哲學的領域,西蒙東提出了「技術物的存在(模式)」問題,建立起技術物的具體化理論。在當前技術發展浪潮下,亟待於此歷史條件展開一次新的追問,這次追問就相當於啟動思想轉導機器的事件。許煜著作的一個重要關切可以歸結為以下問題:海德格爾對存在物的存在的追問,放到技術哲學的領域,在當今歷史條件下應該如何被重新提問一次?既然把對於存在的追問放到技術哲學領域,那麼所問的便首先是技術物的存在,而這次提問又受到當今歷史條件所規限,那麼問題的焦點自然就落在當前最重要的技術物即「數碼物」(digital objects)上。經由西蒙東思想對海德格爾思想的增補,許煜於是提出「數碼物的存在」問題。

這個問題或遭到遺忘、或被忽略了,儘管人們如今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與數碼物接觸,更毋寧說出現了人類個體的存在被數碼物重新構成的發展趨勢。對於數碼物的存在的關切,於是便伸延到對於人類與數碼物之間關係的關切。力圖從人類與數碼物之間關係所構成的經驗來追問、顯示數碼物的存在,這樣的框架設置便決定了許煜需要從現象學方法出發來處理問題,由此為當代技術問題提供歐陸哲學基礎。但他也致力以「關係唯物論」超越其本身無法解釋數碼物的現象學方法,將現象學與計算機理論、邏輯學進行比較與調解——這便是在更多層面上開展的轉導工作。由於是以現象學(不論是胡塞爾還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為根底,許煜的技術哲學思考必須與反現象學/反關聯主義的思辨實在論、物導向本體論嚴格區分。儘管在著作中他也談及數學思想史及形式本體論,但其研究進路畢竟與數學本體論相異,後者不從經驗入手也並不打算提供經驗知識。

根據西蒙東具體化理論,研究從標記語言向萬維網的演化歷史或者說生成過程(genesis),《論數碼物的存在》帶給讀者的重要洞見是:數碼物的生成並非趨向虛擬化而是達至物質化。這個觀點遠不同於「去物質化」的後現代意識形態,也對立於將數碼理解成非物質的、抽象的數學存在物的理論。它指出「建構數碼物的所有邏輯命題都已經以關係作為它們存在的基礎」。它支持一種關係唯物論,即將關係而非實體視作物質基礎。許煜寫道:「數碼物的具體化帶來了由已形成的關係構成的技術系統,在此之中任何事物都有與其他事物連接的可能…… 技術系統由數碼物(網絡)創建,後者不斷地將指涉關係轉化為物質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數碼物既是邏輯陳述也是網絡的形成來源。這不僅是哲學概念,更是具體物體」。

歷史上數碼物的物質化為關係唯物論提供了事實明證,也為徹底瓦解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就困擾著西方形而上學的「實體」概念提供了更強有力的支持。西方形而上學將實體預設為存在並把關係看作是它的謂述(predicate)。這個框架設置為西方哲學打上了神學的與唯心主義的濃重底色,哪怕它有時標榜自身是以某種最值得信賴的實在物為思想的立足點。現代哲學史上不乏懷疑與批判實體概念的哲學家,在此僅舉出與當下討論最為相關的三位:休謨摧毀主語—謂述思想範式,以聯結觀念否認亞里士多德的實體概念;西蒙東用個體化理論描述前個體向個體的生成過程,以廢除實體概念;德勒茲經由倒置柏拉圖形而上學體系,將作為物質基礎的存粹差異揭示出來。三位哲學家的思想都顛倒了形而上學秩序,強調關係對於實體的優先性,從而開闢出關係唯物論的思想脈絡。

關係唯物論對於理解計算技術,尤其是計算機本體(ontologies)的問題可謂意義顯著。許煜寫道:「如果我們從亞里士多德的意義上理解本體,那麼我們就已經假設了一個與事物本質相關的內在關係。但是,如果我們把它看作是產生對外關係以及數碼物的可能性,那麼本體會突然顯現出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萬維網和元數據架構都是數碼物本體,它們都是形式結構,賦予原本具有任意性的數據能夠被機器識別和演算的形式,隨著數據被有秩序地編排起來,歸入特定演算,數碼物便形成了某種功能,而這個功能的生成過程就是西蒙東所說的「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或譯「個化」)。作為管控數碼物功能的結構,由關係組成的本體擔當著生產數碼物及其對外關係的能力,換句話說,它是創造性的。關係的物質優先性因此應該被理解為:關係是第一性的,數碼物是關係的產物或效果。通過對物質基礎即關係的調節,數碼物的世界可以被改變與重塑。

以當前技術發展浪潮引發的歷史變革為契機,西方哲學史反復辯論的不少課題都有望獲得重新思考與解答,這是許煜著作帶給讀者的重要提示。縱觀科學技術史,恰恰是基於實體概念和本體-謂述思想範式的科技發展催生了關係唯物論和數碼物本體,後者反過來導致了前者的消亡。許煜指出,事實上休謨反對實體概念的關係哲學正在被具現化。而「關係在計算技術中的實現也暴露了亞里士多德本體論的問題所在。在數學中的以及後來的關係數據庫發明中的關係演算將此點明」。藉助興起於20世紀80年代、以關係演算為基礎的關係數據庫的例子,許煜向我們說明關係為演算提供了一種新的物質性。數據本身就是關係,也是關係的來源。關係而非內容才是數碼物的關鍵所在。這些判斷構成了對大數據問題的基本認識。「如今關係通過數據實現,並支配萬維網上的生產」,這是數碼物演化的必然歷史結果。

從上述的標記語言發展、關係數據庫興起,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元數據標準的建立,這些技術發展歷史上的重要節點都是為了解決兼容性問題,以擴大數碼物的應用範圍。從技術物到數碼物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通的發展趨勢,即在它們物質化過程中都必須實現各層級關係的調解。許煜因此提出了「物體間性/客體間性」(interobjectivity)概念以描述這種調解。物體間性「是一個現實,也是一種持續被激發(改進)的媒介,可以解決不同系統(包括人類與技術系統)之間不協調的問題」。作為技術演進觀念的核心,它也揭示出技術的本質:「技術是尋求解決方案,調和由不同數量級引起的非協調性」。許煜因此主張,技術物和數碼物的生成過程,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新物體間性的發明。

隨著物體間性越來越具體且物質,技術物具體化和物質化的可預見的終點便是「融合」(convergence),即最終表現為「形成穿越所有時間和空間的技術系統」。在此歷史條件下,海德格爾式的關涉存在與時間的存在論問題勢必再次被提問:數碼物技術系統在其自身的時間和空間中如何存在?人類在技術系統中的地位是怎樣的?當人們生活在極為明確的、通過技術系統的「第三預存」(tertiary protention)實現可預測性的拓撲時間中,其存在又將會如何?

《論數碼物的存在》因此必須從數碼物本體(ontologies)向基本本體論(Ontology)貫通:前者關切的是數碼物自身的形式結構與功能性,後者關切的是數碼物的「存在」,或者説數碼物如何在世界上顯現自身。同時,也必須調解與上述兩個數量級各自對應的個性化(individualization)與個體化(individuation):前者是個體受關係所規定形成某種總體功能的過程,後者則是個體從緊張強度向亞穩狀態轉變的過程。為了貫通、調解上述兩個「現實級」(orders of reality),轉導邏輯正是核心方法:轉導是實現本體與本體論、個性化與個體化相互融合的條件。

緊隨本體論問題而來的就是數碼物政治學。在著作中,許煜力圖提出一項基礎政治議程,即在保障人與物各自個體化(即在世界上顯現自身)的條件下,重新闡明兩者在技術系統中的地位。這裡同樣需要西蒙東思想對於海德格爾思想的增補,同時也需要在當前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展西蒙東的技術人文主義。許煜寫道:「在我的理解中,轉導也意味著融合。它涉及人與機器之間的互操作性與協調性(以及非協調性),並將它們視為同時是個體與集體的結構。轉導不是一種純粹的發生,而是一種重新構造存在與環境結構的斷裂」。這為我們提出一個政治學問題:如何根據關係唯物論,調解作為物質基礎的關係,改變與重塑人與數碼物的世界?

技術人文主義為我們展開的思想進路就是:第一,調解技術與人文的分歧,恢復人類作為技術個體的角色;第二,通過哲學思想重構網絡化,從內部結構將技術系統改變。當退回田園牧歌時代的路徑已然關閉,人類對抗異化的途徑便是擔當技術個體,創造自己的締合環境。而以哲學重構數碼人文世界,便呼喚著不再僅作旁觀批判、捍衛人文思想純潔的哲學家們,於當代技術物具體化的全球進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2019/01/09